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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土司家族与道教关系初探

来源:湖南道协网站整理 作者:李勇进 时间:2017-12-14
李土司家族是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最大的土司家族之一,对河湟地区乃至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个方面均产生过重要影响,故而对其家族的研究备受学界关注,研究成果较为丰硕,然而对李土司家族与道教之关系的研究却着墨不多。赵英的《李土司家族制度研究》对李土司家族的婚姻与家庭、丧葬与祭祀、文化与信仰等作了考察,认为李氏家族坟茔的坐向和选择体现出浓厚的道教色彩[]。本文通过对《建广福观碑记》、《降母神祠庙记》及《碾伯重修真武庙记》等三通碑文进行考察,来初步探讨李土司家族与道教之关系,谬误之处,祈请指正。
一、西夏时期李土司家族先世与道教关系蠡测
关于李土司家族的族源问题,学界先后有沙陀突厥、吐谷浑和西夏皇族后裔等三种不同的观点。近年来,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李氏族源问题予以辨析驳正,基本否定源于沙陀或吐谷浑李克用的说法[]44。王继光先生在《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》中即否定了以上二说,认为李土司家族“先世居西夏”,其先祖很有可能是西夏党项人[2]47,李氏后裔亦持此说。据李氏后裔李培业考证,其家族先祖很可能是西夏皇族后裔[]:西夏崇宗李乾顺(1086——1139年在位)之弟晋王察哥。吕建福的《李土司先世辨证》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[],此说主要依据新近发现的《李英神道碑》,可信度较高。即如此,便有必要对李土司家族先世在西夏时期的宗教信仰问题作一检讨。
西夏以佛教为国教,在接受汉传佛教的同时,对藏传佛教也采取兼收并蓄、容纳吸收的态度,其皇室也大多参加各种佛事活动。李土司家族先世与道教之关系,囿于文献难窥一斑。不过,西夏王朝时期佛教虽为主流宗教,但道教在西夏境内仍有所流播。西夏皇族中便有信奉道教者,据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:夏景宗李元昊长子宁明,“喜方术,从(定仙山)道士路修篁学辟谷”[]3901;又,北宋元丰四年(夏惠宗大安七年,即公元1081年),宋军进攻西夏西平府(灵州),城中百姓四处逃散,“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”[5]7684。夏崇宗李乾顺祖母梁氏、母亲梁氏皆为汉族,其在继位之后亦是大力推崇汉文化。据此,道教在西夏的发展和影响虽远不及佛教,但作为崇宗之弟的晋王察哥、乃至其后裔对道教至少是有过接触的。
二、政治向心力的宗教化表达:李英与广福观
自元以降,李土司家族以藏传佛教为其宗教信仰。李氏至李赏哥(青海李土司始祖)时徙居西宁,遂占籍为西宁土人,担任元岐王府官。彼时藏传佛教已在河湟地区长期流行、发展迅猛,故李氏家族在元代时就已开始崇奉藏传佛教。明洪武初年,李赏哥曾孙李南哥率部众内附,授西宁卫指挥使,成为河湟地区重要土官。入明以后,明廷从俗而治,于此地“缘俗立教,加意诸羌,故大建梵宇,特赐专敕”[],大力推崇藏传佛教,故李氏信奉藏传佛教日隆。从世俗的角度来看,这有利于李氏在河湟地区家族威信的树立及统治地位的稳固。不过,通过对碑铭的梳理,我们还是能够发现,道教在李土司家族的宗教信仰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。李土司家族与道教发生正式、紧密的联系,是从李南哥之子李英开始的,广福观的营建即为一具体明证。
广福观,位于西宁府城东北隅,专祀道教尊神真武大帝,明永乐年间由李土司第二世李英施资营建。该道观是河湟地区重要的道教宫观之一,宣德十年(1435),西宁道纪司即设于此观[]158,由此成为西宁官方道教管理机构及道教的核心象征。换言之,广福观在明中前期已成为管理西宁道教事务的机构,是西宁众道教宫观之首。明清时期广福观多次被毁,当地官民曾多次重修补葺。据史料记载,正统年间都指挥汪清对广福观进行了重修,嘉靖二十一年(1542)守备崔麒又做了重修[7]158;清同治年间广福观毁于兵燹,咸丰元年(1851)当地绅民再次重建[]。据当地民间所传,自明以降,每岁农历三月三日,当地民众会在广福观举行盛大庙会,前来敬神焚香之人络绎不绝、热闹非凡,迨至清末,广福观遂衰,现已无存。
关于广福观的营建始末,在《西宁志》、《西宁府新志》中载有《建广福观碑记》,《西夏李氏世谱》中记有《敕赐广福观梦感记》,三文略同,下据《西宁府新志·艺文志》录文如下:
太宗文皇帝入正统之初,以北极真武之神尝有阴翊默相之功,命修建太岳太和山诸宫观以奉祠事,乃于京师立庙,俾土民之乞灵祈福者咸有归焉。永乐壬寅秋八月,驾车自沙漠还次榆林,御武帐中,召令推诚宣力武臣特赐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李公英,启咨问西宁风土,公具对:臣叨荷国恩。镇戍西陲,幸遇朝廷清明、边鄙无事,由是民皆丰富逸乐,克享太平之福,恩德至厚矣。因请建真武庙,以为边人岁时祝寿祷祈之所。诏许之。公既还镇,卜日命匠,治材为正殿,周回廊庑,复为后殿,东西两旁为众屋凡若干楹,以为主祠者之所栖止,逾数月而告成。宣德改元冬十二月,公始克以庙讫工奏之,敕赐观额曰:“广福”,仍命所司宣道士孙思忠等五人以主祠事。[]439
永乐壬寅(1422)秋八月,成祖召见李英问询西宁风土时,李英以“边人岁时(向皇帝)祝寿祷祈之所”为由,请建真武庙并获准许。李英返回西宁后,即“卜日命匠”开始营建事宜。新建成之真武庙耗时岁久、规模宏大,有正殿、后殿及道士居所;宣德元年(1426),李英上奏朝廷庙已告竣,宣宗敕赐观额曰“广福”,并令由道士孙思忠等五人专门负责祭祀活动。
永乐癸卯(1423)冬,李英因事觐见入朝,事毕临行时,将营建真武庙及梦感之事告知了时任翰林侍读学士曾启,请托为写碑记。曾启在碑记中对李英梦感之事作了如下记载:
先是,公(李英)承命经营之际,一夕梦人告云:真武之神将出,即肃衣冠以俟,有一人俱素馐将邀公食于其家,公以讶神之故弗之许。其人携至公所请食,未下筋前告又云神已至,公遂趋出迎见,神冕服执圭,朱鞍白马,道从甚众,仪物类王者,复有道士何诏宗者,博衣角巾,挟薄书以问公曰:神先至李王庙如何,公曰:宜先至宁番寺。遂转骑从徐行。时天日开朗,纤尘不惊。良久,前至一所,高垣峻宇,丹碧照耀,殆非常人所居者。既及寺门,公下马,矍然惊悟。实永乐癸卯七月之八日也。[9]439
文中对李英梦感一事做了详细记载,从故事描述来看,在被批准营建真武庙之后,即癸卯(1423年)七月八日之夜,李英梦到了真武大帝,并随神驾同行选定神之居所。所叙之事或涉于荒诞,但无疑与大神感应之梦为真武庙的修建、乃至李英本人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显然,李英将其告诉曾启的目的,是希望梦感之事被写入碑记,并最终“勒之于石”、以彰其迹于后世。曾启认为,李英在永乐朝多次随驾亲征、功勋卓著,洪熙年间又能剿寇安边,宣德皇帝降敕褒美,嘉其能忠义报效国家,所以,其“感通神明”之事并非偶然。还说,“自建庙以来,雨畅时顺,岁谷屡登,边人安居,寇盗屏迹。是维朝廷盛德所加,而公所以效忠竭力,神之所以护国福民者,可谓至矣”,彰显了李英的竭诚效忠与真武神格的灵验佑护之间是交相感应的。无独有偶,入明以后通过营建真武宫观,在宗教意识形态上亦发生相似转变的,还有同样崇信藏传佛教的永登鲁土司家族[]。
真武,亦称玄武,是道教尊奉的大神之一,道教经书中多称为“北极真武玄天上帝”,民间俗称为真武大帝、北帝、玄天上帝等。自宋代始,真武神格逐渐提升, 成为官方及民间极为尊崇的道教大神。靖难之役后,朱棣为恩酬真武神佑,对真武大力推崇,在湖北武当山大兴宫观;由于皇室的推重,永乐以后上至朝廷、下至民间遂兴起真武信仰热潮,真武信仰遍及全国,各地所建真武宫观比比皆是。不可否认的是,在当时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背景之下,李英营建真武庙的举动,并不一定能反映出李土司家族在宗教信仰上已发生转变,开始崇奉道教,当中可能含有迎合圣意、表效忠心、攀附中央的情结,即其政治性可能要多于宗教性。李氏自入明以后,不仅广建藏传佛教寺塔,而且广泛参与佑宁寺等寺院的佛事活动,但未见有参加道教法事活动的相关记载。但需指出的是,李英修建真武庙,实际上是其政治向心力的宗教化表现,亦为其家族注入了道教文化的因子,李英之后,李氏家族在崇佛之余,与道教亦有紧密联系。
三、道教信仰的认同与选择:李宁建“降母神祠庙”
《西夏李氏世谱》中录有《降母神祠庙记》[]132—133一文,由时任陕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东郡人高显所撰,记述了李氏第五代李宁为祭祀其母许氏,而修建“降母神祠庙”的事迹。李宁,其人于《明实录》、《明史》等文献中皆不见载。据《西夏李氏世谱》卷八《世系谱》记载,宁为李英曾孙,李㺬长子,“弘治十年四月袭锦衣卫指挥使,晋都督佥事,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卒”[11]281。考之《明史·职官志》:“锦衣卫,掌侍卫、缉捕、刑狱之事……凡朝会、巡辛则具卤薄仪仗,率大汉将军等侍从扈行,宿卫则分番入直”[],又据《降母神祠庙记》记载:“适锦衣妄罹逆瑾之祸,调卫河州,正故源之邻也,居无何而瑾伏诛”,即李宁因祸于权宦刘瑾而调卫河州,但不久之后,刘瑾伏诛,李宁官复原职;而《降母神祠庙记》碑铭刊立于“大明正德十六年”。由此可推断,李宁自弘治十年(1497)四月袭锦衣卫指挥使,期间除短暂任职河州外,直至正德十六年(1521)一直是身在京城、随侍君主。可以想见,李宁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土度过的,故而对道教神灵有所接触与深入了解也是自然之事,这也在其修建的祠庙中明显的表现出来。
《降母神祠庙记》对李宁之母许氏生平作了介绍,言许氏“生有殊质,动静不凡”,在世时就异于常人,“神自幼熟知女史,幽闲沉静……真若神之丰采”,“则其生而正直,殁而为神”。碑文还提到,许氏卒后有灵验,“间以降母徽号示众,况于远近比闾族党,吉凶祸福,因其降而恳祈,无不应验如影响然”,正是由于许氏生前卒后异于常人的行迹,李宁遂决定为其母“建祠以供祭祀”。至此,我们似乎还看不到这与道教有何紧密的联系,但是,李宁所建之祠庙却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,“作前殿三间,则九天圣母之神,项氏之神同祀,后殿三间,尚宝公配享,东西两厢亦如之。厨垣门宇,内不涂塈丹艧,经始落成,不逾旬月,而绘像俨然”。由于李宁倡之、乡党感德而助之,庙宇不过月余即已建成。新建之庙宇规模较大、庄重肃穆,正殿、后殿及厨垣门宇一应俱备。该庙主奉九天圣母之神及项氏之神,项氏之神不知为何神灵,待考。
九天圣母即九天玄女,民间又俗称为“九天娘娘”、“九天玄女娘娘”、“九天玄母天尊”,原为上古神话中的战争女神,早期道教将其纳入神灵谱系,奉为高阶女仙。唐代时,道教称九天圣母“在天为玄妙玉女,在地为太乙元君”;更为显赫的是,她还是太上老君的母亲,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中便称:“老君母曰元妙玉女……又曰:李母,本元君也”[]。北宋张君房《云笈七签·九天玄女传》中称:“九天玄女者,黄帝之师圣母元君弟子也”[]。简言之,九天圣母是道教神灵体系中比较重要的一位神格,在道教神仙信仰尤其是女仙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九天圣母信仰起源甚早并流布明清,信仰地域遍及全国,明清时期,在西北地区亦有广泛分布,永登鲁土司所辖地域及甘南的舟曲等地九天圣母信仰均颇为兴盛。
那么,李宁为母建祠以供祭祀,为何要奉九天圣母呢?显然,道教的神灵信仰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上已提及,多年在京任职的经历,使李宁对道教的神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,在他看来,其母许氏与生俱来的神性与道教女仙九天圣母是可以相匹配的,故祠庙主奉九天圣母,以彰其母之德。在民间信仰中,九天圣母往往具有保人平安、送子护生的神格功能。《降母神祠庙记》记载:“吉凶祸福,因其降而恳祈,无不应验如影响然,各寨耆老白祥、曹文等欲修庙以奉香火”,可见,许氏卒后而为神,灵验异常,而修庙也不仅仅是李宁个人的行为,还有绅民的意愿,他们希望通过修庙供奉“九天圣母”来保护族人、福佑乡里。
需要加以说明的是,李宁修建神祠庙时与李英营建真武庙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。李宁建庙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并不大,主奉道教女仙九天圣母完全是李宁的个人主观选择,且还要建立在对道教神灵信仰有所体认的基础之上。因此,我们可以推测,李宁本人对道教是有一定认同的,而且建庙奉道教神灵为主祀对象的行为亦得到了当地乡民的认同。
四、精研道家道教典籍的李氏族人:李完与《碾伯重修真武庙记》
李完,系李英东府十三门后人,与其先祖李宁相似,也有在外任职的经历。据康熙本《碾伯所志》记载:李完,“(李)英后,嘉靖七年戊子科举人,官直隶衡水县知县。持躬谨俭,居官廉洁,解组归里,杜户读书,无间寒暑,人高其节”[]419—420。可见,李完不仅饱读儒家经典,中过举人、任过知县,而且深得儒家为人做官之精髓,能够躬体力行。此外,李完还博览群书、广涉道家道教典籍,这在其所撰写的《碾伯重修真武庙记》中反映的淋漓尽致。据《西夏李氏世谱》卷八《世系谱》记载,李完,字凫洲“工古文词……以家人产业推于兄,平生衣不重采,食无兼味,清苦有冰药声,嘉靖八年请革庄浪参将带管西宁军马事,许之。境内称便,入乡贤”[11]283。因此可以说,李完的品性也是与道教的核心精神相契合的。
嘉靖三十三年(1554),碾伯卫官罗侯率乡民对旧有之真武庙进行修葺,完工之际请李完为之作记[15]138。碑记引经据典、洋洋洒洒数千言,让我们为之震惊、甚至惊叹的是,身为少数民族土司后人的李完,对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、内容广大精微、包罗万象的《易经》却有着精深的理解。不仅如此,他还对道教典籍有过精研,由于碑记过长,限于篇幅,玆仅举与道教直接关联者节录于下,以窥一斑。文曰:
余维玄武北方之列宿,本天一之精也,不曰玄武而曰真武者,避宋人之讳而云然尔。考之道书,当轩辕之世,化为静乐国太子,受玄秘于太虚元君,入太和山修真,凡四十二年仙上天者,岂其然欤?余谓道莫大于造化也,造化之功,固即玄武之功也,水火二物,天地万类,能外此而成形成象成质者,吾见亦罕也。神有大造于人,而人之谢报之者,竭尽心之精诚,而务期感格求福佑于冥漠而陟降如真,尽其心焉足矣,何则?彼固造化也,吾以事造化者事之,其所以礼之者,顾不尊且大欤,若然,则对越之际,坛而不屋者也,心香之瓣,沼沚溪毛,可也,竣宇雕墙,绘形肖像,无谓甚矣。久矣夫愚蒙之见也,无心也,无为也,奚取于是哉。郑康成据纬书而名之为帝鉴焉己矣,刘歆七略之汇集,与元始之开劫,固无与也,唐人之有阎立本,丹青之至妙者耳。二十八宿之图绘,奇形怪状,果何为哉?甚矣世人之好奇喜怪也,天地之化,振古如斯,玄武固天地也,其德侔,其道同,高明博厚悠久,有不容以歧而二之者。今也,屋而居之,像而祀之,不可谓之非敬也,屋可以立,可以仆也,像可以成,可以毁也。孰若不屋不像之为愈乎?呜呼!海水桑田亦可屡变,屋也像也,其新者之邃然而成,旧立之未几而废毁,适至也,斯意也,惟与可知道者论。若彼诚沉酣糟粕而愤愤终身者,固莫与之觉也。[11]137—138
由引文可知,李完对入明以后至嘉靖年间真武信仰的发展了然于胸,反映出其对道教经书必定有过钻研,对道教发展也有相当关注,而这一点恐怕也为乡民所熟知,故而请其作碑记。且更难能可贵的是,李完对道家道教文化的深入探究已上升至哲学思辨层次,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认为,世间最大的道即是造化,造化之功就是玄武之功。天地万物,不能离开水火二物而能成形成象成质。神对人有造就之大功德,人对神的报答感谢要竭尽心之精诚,务期使他感格,于冥漠之中求其福佑,使其像真实情境一样降临,只要能尽心即足矣。他进一步认为,峻宇雕墙,绘形肖像,都太无谓了,这些愚昧懵懂的见识是不足取的。世间之人太好奇喜怪,天地之大化,亘古如斯;玄武本来就是天地,他们的德性一样,道也一样,高明、博厚、悠久,不能将其分离为二。建殿宇、塑神像可以说是祭祀神灵的一种方式,但是,屋可建,亦可颠;像可塑,亦可毁,这怎么能比得上不建屋不塑像的祭祀呢?沧海桑田、世事变迁,只有把握住最本质的精神内核方是根本、精髓。这种文化观念,即使是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五、小结
通过以上对三通碑记的考察与分析,可以看出,入明以后自李英始,李土司家族即已与道教产生了紧密联系。李英生活于明初,李宁生活于明中叶,而李完又后于李宁。故一定程度上,我们可以将李英、李宁及李完三人,看作是李氏与道教关系的三个历史阶段,而这三个阶段又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。
李英时期,在特殊的政治宗教意识背景之下与道教开始发生联系。诚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·布朗所言:“一切社会制度或习俗、信仰等等的存在,都是由于它们对整个社会有其独特的功能,也就是说,对外起着适应环境、抵抗能力,对内起着调适个人与个人、个人与集体或之间关系的作用”[]。可以说,李英营建广福观,本质上是起着调节作为少数民族的土司家族与中央政权、西宁民众,尤其是与自明开始大量移民于此的汉民族之间的关系。到李宁时期,李英所处的那种外在环境压力已大为减弱,但由于李宁外地任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道教有了一定的认知,亦由此产生认同而崇奉,故而有了为其母建修具有浓厚道教色彩庙宇的举动。而李完的情形则又不同于李英、李宁,其未必对道教有所信奉,但其品性与道家道教核心精神相契合,对道家道教经典也有深刻精研,而且有着自己的思考与见解。相较于李完,李英、李宁则要等而下之。李英建道观、李宁修庙宇,李完却更加深入到了道家道教文化的内核之中。
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,李氏家族为我们呈现出:自明初至中叶的这100多年中,李氏家族与道教的关系所经历的一个由浅入深、由表及里的过程。这一历程实际上与李氏家族逐渐汉化的过程是相一致的。在李氏汉化过程中,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道教有所接触、体认是极为正常的轨迹。李英营建广福观、李宁修建神祠庙及李完撰写碑记,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李氏家族吸收儒道文化的一个重要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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